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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全保教授接受《大学线》采访
来源: 时间:2019-04-11 点击:[]

姜全保教授接受香港中文大学《大学线》采访,就人口拐卖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点。


高科技打拐 助父母千里尋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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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子14年、欠債50萬(人民幣,下同)、尋人啟示100萬張,概括了申軍良自兒子被拐走後的日子。

在廣東河源市紫金縣,幾乎每個中學生都曾收到申軍良派發的尋人啟示。辭去高級管理人員一職、賣掉一切能賣的家產,申軍良走遍紫金縣的街巷和中學派發尋人啟示,為的是尋找14年前被拐走的兒子申聰。十多年來,申軍良每天起床一睜眼就是尋找兒子:「我只想知道他在哪裏,健不健康,過得好不好。」可惜尋人啟示並未把兒子帶回他的身邊。

中國拐賣兒童問題存在已久。以前若孩子被拐走,家人只能貼尋人啟示或挨家挨戶去問,若有線索就要親身趕去查看,費時之餘,很多時候都徒勞無功。時移世易,科技進步協助失散家庭重聚,中國已發展到有全國DNA數據庫,讓子女在茫茫人海中找回親生父母,而眼晴虹膜識別技術亦開始應用到兒童安全範疇,採集兒童虹膜資訊,兒童一旦走失都可以靠掃描虹膜,迅速辨認身分。

記者|張曉澄 編輯|蔡惠嫻 攝影|蔡惠嫻

貼尋人啟示不果 為兒子不願放棄

2005年1月4日,申軍良的妻子在廣州增城的家中照顧一歲大的長子申聰,突然數個人販子闖進屋來,強行把申聰搶走。

尋子14載,42歲的申軍良從來沒有放棄過打探兒子的下落。他為了籌集尋親經費,賣掉車子、房子,更欠下50萬元債項。現居山東濟南的他,到訪廣東尋子比起留在家中的時間還要多,年復一年去派發尋人啟示,累積下來印了過百萬張。

申軍良每次尋子都會花約兩萬元列印過萬張尋人啟示,裝滿行李箱帶到廣東派發給途人。(蔡惠嫻攝)「哪裏有消息,就往哪裏去。」申軍良一旦收到線索,知道哪家的孩子不是親生,便會親自去觀察,看看那個孩子像不像自己的兒子。可是,靠尋人啟示收集線索,不但須公開個人資料,得到的消息也不一定真確。不少騙徒看準家長們尋子心切,有時打電話來開口便要錢。他曾經被一通電話騙去2,000元,對方說有他兒子的消息,但匯錢後,人就聯繫不上了。他又曾被人要求代繳電話費以換得兒子的消息,結果又是一場空。他對此也是百般無奈:「對我們這些尋親的家長來說,哪怕是個謊言,我們亦會給他們錢,萬一他真的有兒子的消息呢?」

當年拐走申聰的五個人販子已經落網,因拐賣兒童分別被判死刑、無期徒刑及十年有期徒刑,惟被他們拐走的九個孩子輾轉落入不同的人販子手上,仍然下落未明。申軍良和其他家長組織起來,一同結伴尋親。其後不少家長因為工作忙碌,或無法應付尋親所需的龐大開支而放棄,在前線尋親的就只剩下申軍良一人。他認識一位父親因太過思念兒子,不能走出陰霾,最後從火車跳下自盡。

尋親路上,他常常感到身心俱疲。長年在外,他自覺與另外兩個幼子的關係疏離,形同陌路。他想彌補父子關係,奈何沒有穩定收入,尋子開支又大,他感嘆多年來連一個水果、一雙襪子也沒買過給他們。身邊不乏勸他停下來的人,但他總是堅定說道:「我是申聰的親生父親,現在是離他最近的時刻,我怎麽能在這時放棄呢?」隨着人販子被捕,申軍良從他們身上得知兒子被賣到紫金縣,他相信與兒子重逢的日子愈來愈近。

申軍良(右二)是一眾尋親家長中的「隊長」,當年他團結九個家庭一起結伴尋子。(受訪者提供)

申軍良的尋人啟示

尋親路上互守望 打拐媽媽助孩子回家

今年59歲的李靜芝亦有兒子被拐走的切膚之痛,每每念及兒子,她總有種道不出的心疼:「我總想知道兒子在哪,過得好不好,這種尋而未知的痛實在是太折磨人了。」1988年,李靜芝兩歲多的兒子嘉嘉在西安被拐走。之後她開始關注各種尋親方法,並透過電視、報紙與電線杆上的尋人啟事,聯繫了二三十個尋親家庭,每個月開會兩次,希望透過互通消息、結伴尋親以增加大家尋回孩子的機會。

李靜芝憶述20多年前若有任何關於被拐孩子的消息,都必定親自去看看是否自己家的孩子,那時即使是家長之間想互通消息,亦得親身傳遞或郵寄實體相片。她指現在的通訊科技發達,有助尋親家長傳遞孩子的信息,而DNA科技更是幫了很大的忙。

尋尋覓覓31年,走訪了全國20多個省,見過300多個被拐兒童,雖然李靜芝沒有兒子的絲毫線索,但她卻成為了尋親志願者,幫助過29個被拐兒童找到回家的路,其中22個靠全國打拐DNA數據庫找回親生父母。

李靜芝與兒子嘉嘉的合照(受訪者提供)

科技進步 全國DNA數據庫助尋親

2009年,公安部建立「全國打拐DNA數據庫」,至今已幫助逾5,000名被拐兒童尋回家人。DNA尋親的程序簡單,尋親者須到派出所報案,待警方查明屬實後,便可到全國3,300多個DNA採集點抽取血液樣本,把資料錄入數據庫進行配對。

若父母和孩子的DNA都在數據庫,從抽血到配對,最快兩個工作天便會知道結果。如果數據匹配,公安就會交換雙方的聯絡資料。即使結果不吻合,DNA資料亦會被列入數據庫,等待再被配對。

曾受李靜芝幫助的崔建東,於1990年、他五歲多時被佯裝問路的人販子軟禁一星期後,從老家貴州被賣到福建。雖然他一直知道自己並非養父母親生,但因為兒時的記憶模糊,不記得父母的姓名和地址,亦對自己的本名毫無印象,不知該從何入手尋找親生父母。直至八年前崔建東26歲,其妻子透過尋親節目認識李靜芝並向她求助。於是,李靜芝建議他去派出所做DNA比對,發現其居於貴州的父母早在2009年已抽取DNA樣本,兩者成功配對,李靜芝便陪同他到貴州去。在前往祖屋的路上,崔建東不禁感慨道:「若沒有DNA(數據庫),我怎麽知道我的家在哪裏?」

被拐走20年後,崔建東終於回到自己的家。他一下車,農村裏上百人拍手歡呼放鞭炮,居於外地的親朋戚友都特意趕回來迎接他。「兒子!兒子!回來就好!」他的母親連喊帶哭地奔到他面前,給他一個擁抱,然後按傳統,為從外地回來的兒子披上新衣服。回到久違的祖屋,崔建東來來回回地跨過家裏的門檻,笑言自己已經長大了,印象中很高的門檻現實中根本不過一尺。

回想起這一家團圓的畫面,李靜芝難忘崔媽媽拉起她的手,感激的說:「從今以後,我的兒子就是您的兒子。」李靜芝語帶哽咽地回憶着,當崔媽媽擁抱崔建東時,彷彿她也在擁抱嘉嘉。若非有DNA數據庫,崔建東的家人此刻可能仍在賣糧食籌錢到處找他。

DNA數據庫需要孩子與家長主動聯絡公安機關採集DNA樣本,才能有效尋親。李靜芝指不少想尋親的孩子並不知道有全國打拐DNA數據庫,即使知道,養父母為了阻止孩子尋找親生父母,會對他們撒謊說是親生父母不要他、離異或是生重病才會抛棄他,孩子因害怕面對真相而不去檢驗DNA,斷絕尋親之路。

李靜芝(左二)指崔建東(右二)與親生父母團聚後,性格變得豁然開朗。圖為他們與其他尋家孩子的合照。(受訪者提供)

虹膜識別 數秒確認兒童身分

除了DNA配對,虹膜識別技術亦被應用在打擊拐賣兒童上。有私人科研機構發起公益項目,在2017年成立「找寶兒童虹膜保護雲」(原名中國兒童虹膜防丟網絡平台),為0至12歲的兒童採集虹膜數據,以便日後透過掃描虹膜以確認兒童及其父母的身分。虹膜是位於眼睛黑色瞳孔和白色鞏膜之間的圓環狀部分,自胎兒形成八個月後便不會再改變。每個人的虹膜都獨一無二,虹膜上有斑點、皺摺等,可被量化為200多萬個特徵點用作檢測,所以虹膜識別的誤差率可以低至120萬分之一。

找寶兒童虹膜保護雲廣東組委員主任唐學權指,虹膜識別成本比檢驗DNA低,採集的時間亦較快,拿着望遠鏡似的虹膜掃描器照一照,基本上只需一秒就能完成採集虹膜數據。每個虹膜數據的儲存容量只是約0.5MB,所以處理數據或身分配對亦只是數秒間的事。

唐學權在掃描兒童虹膜時,會告訴他們掃描器裏有卡通人物,讓他們找找看,以便掃描虹膜。(蔡惠嫻攝)要登記虹膜資料十分簡單,家長只須下載「找寶」手機應用程式,輸入姓名、地址、電話等資料,並上載孩子的相片及出生證明,便可以帶孩子到工作站採集虹膜數據,兒童虹膜信息將會錄入中國人民公安大學信息技術與網絡安全學院的數據庫。登記虹膜的費用為300元,智障、患重病等特殊兒童、留守兒童與年收入低於30,000元的貧困家庭則可以免費登記。

全國現在有近500個虹膜採集工作站,並已收集逾20萬個兒童的虹膜數據,其中深圳工作站自去年3月開始營運,已收集逾2,000個虹膜數據。唐學權指目標是在收集上千萬個虹膜信息後,能與政府打通數據庫,讓公安巡邏時帶上便攜式虹膜掃描器,隨時抽查疑似被拐賣兒童的身分。唐學權又指,現階段走失或被拐的孩子必須主動到工作站檢驗才能尋回父母,他希望將來政府能在兒童身分證加入其虹膜信息,使孩子在入學、看病提供身分證明時,便會馬上得知其是否被拐兒童。

找寶虹膜保護雲每年在全國的學校及社區舉行逾4,000個防拐講座,並即場提供兒童虹膜掃描服務。(受訪者提供)

社會重視兒童安全 實現全民打拐

現時官方沒有公布被拐兒童數字,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接受本刊訪問指,根據研究和傳媒報道,2009年到2012年間,全國共偵破13,231宗拐賣兒童案,瓦解超過9,000個拐賣犯罪集團,救出逾35,000個被拐兒童。他認為兒童拐賣市場的買賣鏈長、人販子流動性高,被拐兒童往往經過多次轉手才到達買方手中,令警方更難追蹤孩子的下落。另外,農村的道路複雜,交通建設未完善,部分地方沒有設立警方據點,使尋找孩子的信息難以流通。

公安部自2016年開始運行「團圓」系統,與25家新媒體及應用程式如淘寶、高德地圖等合作,將兒童失蹤信息實時發給周邊的群眾,再由市民提供線索,實現「全民打拐」,務求以最短時間找回失蹤兒童。截至2018年,系統協助尋回共2,980名失蹤兒童,找回率為97.6%。姜全保認為,政府比以前更重視兒童拐賣案,科技打拐把警方、群眾、企業和媒體的力量集合起來,令消息流通更準確和便利。隨著科技打拐的發展,加上社會大眾的防拐意識愈來愈高,姜全保相信拐賣兒童的數字將會不斷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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